西汉黄金滚滚来
公元前205年的冬天很冷，大雪已经连续下了快一个月了，楚、汉双方的军队也像这冰冷的空气一样在荥阳这个地方僵持着。
楚霸王项羽早已坐卧不安，他想要尽快地打赢这场战争，于是想方设法断绝汉军运粮的甬道。不断被楚军攻击粮道的汉军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刘邦也不想在这个鬼天气里再无止境地等待下去，必须有所行动了!
十二月的一天深夜，一行车马从汉军大营悄悄驶出，直奔楚军而去。领军的人叫陈平，他神情严肃而复杂，因为他身后的车队上装有几万斤黄金。陈平不由回想起前几天刘邦找他商议局势时的情形，刘邦是那么的不安和悲伤，于是他献策说谁都没法抗拒黄金的诱惑，可以用黄金来离间楚军将帅，尤其是以耿直著称的钟离昧和范增。刘邦大喜，当即命人取了4万斤黄金给陈平，让他随意花。他身后车队上装载的就是其中一部分，要用它们去收买楚军帐中的士兵，让他们散布钟离昧的谣言。
陈平的黄金送去没几天，谣言果然便传开了，士兵们纷纷说：“劳苦功高的钟离昧开始不满项王不给他分土地称王了，会与汉军联合灭掉项氏，到时好瓜分楚国土地各自称王。”谣言传到项羽的耳朵里，他便对钟离昧产生了猜忌，逐渐疏远了他。
这4万斤黄金的效力远没有结束。第二年四月，陈平用这些黄金买了牛羊猪三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悠闲地在营帐中等候项羽派来的使者。待使者一到，他便命人将丰盛的酒席端去使者住所，一进门便假装惊诧道：“我还以为来的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呢!”旋即再使人端上粗劣的饭食。使者回去之后将自己遇到的情形描述给项王听，项王自此对范增也心存疑心。范增知道后请求告老还乡，结果病死在返乡途中。
失去了左膀右臂的项王，两年后便在乌江边自刎而亡。这4万斤黄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开创了西汉。这也像是一个征兆，预示着西汉将是一个“多金”的王朝。
西汉的“多金”，是历代史学家的定论。且不说那“开国”的4万斤黄金，已足以让人惊诧，来看看西汉的黄金库存，即现代所谓“黄金储备”，其数额之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实属罕见，可以说为历朝之最。
《魏晋南北朝史》载：“西汉初期，黄金的应用总数量在百万斤以上。”如果按照《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考据的西汉时1斤折合今日248克来计算，西汉的百万斤即今日的248吨。而2003年中国的黄金储备为600吨，也就是说西汉时期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我国2003年黄金储备的41.3%。
此外，翻开《汉书》，会发现西汉帝王赏赐黄金的例子数不胜数，数目动辄千斤万斤，仿佛说的是平常的萝卜白菜一般。比如：刘邦的长子刘盈，即位后便大肆用黄金打赏为父亲刘邦办理丧事的人员，尤其是亲自参与挖墓穴的人，将军一级的给40斤黄金，年俸2000石的官员给20斤黄金，年俸600石的给6斤，600石以下的给2斤。可以想象，巨大的帝陵必然要求满朝文武都投入工程，如此一算，赏赐的金额确实很大。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因众大臣杀吕后的亲属有功，又赐周勃5000斤黄金，赐陈平、灌婴各2000斤黄金，赐刘章、刘揭各千金。汉武帝刘彻仅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赏赐连年击败胡军的大将军卫青就花费了20余万斤黄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巨量黄金出现在西汉王朝呢?
不可否认，西汉黄金之巨得益于前朝的积累：春秋以前，黄金已成为人们宝藏的东西;到战国时各诸侯都视金为宝，无不尽力搜罗。当时秦楚两国势力最大，财富最多。楚国汝汉地区就盛产黄金，有方形的爰金流行于世。秦国盛时，“黄金万镒为用”;秦统一天下之后，各国的“子女玉帛”自然也包括黄金，都聚在秦王朝的宝库……而这些历代积累的黄金最后又都被转移到了西汉。
铁器时代的到来，带动了西汉采矿业的迅速发展，更多的黄金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也充实着原本就藏金颇多的西汉国库。西汉人们通过不断的实践，除了继承前代的方法外，又发现了按矿脉分布关系寻找新矿和察看金光寻找黄金矿的方法，这在《史记·货殖列传》和《史记·天官书》中都有记载。黄金产地也比过去有所增加，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扩展到两大流域的纵深地区。参与采金的人数之多也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汉元帝时的大臣贡禹，看到当时农业人口大量减少，曾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中就有一条为：“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可见至少当时政府设立了开采珠玉金银的专门机构，而在这个机构下面从事采金的人员也一定不在少数，否则也不至于严重到要罢免。
除此之外，罗马史学家的抱怨也值得一提。他们对西汉时期罗马与中国的外贸交易耿耿于怀，认为罗马花费了数量巨大的黄金来购买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比如一种名为“缣”的双经双纬的粗厚织物，可以用来制作衣服、口袋，国内时价是400到600多个铜钱一匹，但在罗马市场却与黄金同价，即一两黄金一两缣，一匹缣约25两重，即可换取25两黄金。据罗马史学家普林尼统计：西汉时，罗马帝国每年至少有一万万赛斯脱奇(sesterce，古罗马计量单位)的黄金流入中国(还包括印度和阿拉伯)，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折合成现在的计量单位超过5吨。难怪罗马的史学家会抱怨，用黄金换取中国的丝绸，是后来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由中间商安息人经由敦煌、新疆到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埃及的丝绸之路带回来的大量黄金，不仅来自有着充实国库的罗马，还包括沿途的叙利亚和埃及等国。这些国家很早就使用黄金作为对外支付的货币，它们经济相对落后，对黄金的需求量很有限，因此也愿意用黄金来换取中国的货物。另一方面，由于西汉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国家，商品输入相对较少，因此黄金几乎不外流，只有少量的黄金流到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如汉武帝时常向大宛购买良马、向海外购买珍珠、琉璃等，仅此而已。
只流通于上层社会的“上币”?
如此大量的黄金，除了前文提到的皇帝赏赐大臣之用外，还能做什么?我们不妨先来看几则故事：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刘彻十分不高兴。此前，他很赞赏齐国国相卜式攻打南越的请求，但对他鼓励性的嘉奖其他诸侯却没什么反应。一天，他正在宫殿内踱步，主管皇室财政的少府有人来报，说是今年各诸侯王送来的祭祀用“酎金”已到。刘彻略一思考，便叮嘱来人严加审核诸侯们上交的金子。最终有106名侯爵因为金子成色不足而丢失了爵位，连同丞相赵周，因没有及时检举揭发，也被判处死刑。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多年不育，年纪很大时才有了独子昭平君。隆虑公主对昭平君宠爱之极，但她深知被自己惯坏的儿子终有一天会惹出祸端，于是在她临死前留下了黄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预赎死罪。当时，汉武帝答应了她。
《管子·轻重》是西汉时的作品，其中记载道：由于政府垄断了食盐的生产，禁止民间煮盐，所以盐价一下子增长了十倍。有人将盐运到不产盐的梁、赵、宋、卫、濮阳去卖，得到了黄金一万一千余斤。
从这些故事看来，西汉的黄金用处不少：可以用于交政府的酎金、替人赎罪，以及在商品贸易中买卖等等。经济史专家傅筑夫还例举了汉代用金的其他方面：“计值用金，祭祀用金，交易用金，赏赐用金，赌赂用金，罚款用金，赎罪用金，举凡货币所具有的职能，如价值衡量，交易媒介，权力收授，财富贮藏等，几无不用金。”如此一来，数量巨大的黄金，在汉代成为了一种称量货币。
的确，《史记·平准书》也有记载：西汉“货币分为两种：黄金，以镒(古代计量单位，合20两)为单位，是上币;铜钱，是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属于器饰宝藏，不是货币”。何为上币?有人认为是专供上层社会使用的货币，而铜钱多为下层社会使用，所以被称为下币。不过，下层民众用金的例子也是不乏记载的，如前文所述的卖盐得金的故事，以及《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说有一个百姓对文帝造成惊驾而需处罚以黄金，都能说明黄金并不是上层专用。“上币”的“上”字解释为“崇尚使用”可能更为妥当。
这些黄金“上币”在汉代以何种面目出现?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金元宝?或者类似国外圆形的金币吗?非也，西汉的黄金以金饼的形式出现居多，这在考古中多有发现。而且据上世纪80年代学者张先得统计，汉代黄金的含金量大部分在97%-99%之间，成色较好，无疑反映了西汉时期黄金铸造的普遍情况。
1999年，在西安东北郊潭家乡北十里铺村出土的就是219枚西汉金饼，这是目前出土最多的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金饼不是发现于墓葬，而是深埋在泥土中。它们形状如扁的半球形，正面微微隆起，背面内凹，凹面大都有文字、戳记和符号，如：“黄、长、吉、马、租、千、金”和“V”等。其直径在56-65毫米之间，重量在247克左右，最重的达254.4克，都与西汉黄金一斤等于248克的重量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金饼绝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擦痕和切割痕，切割痕是用较锋利的器具锯成，而且一般出现在较大的金饼上。部分金饼上还有补贴金片的现象。这种切割或补贴是为了使金饼保持统一的重量，叫“平称”。
不过，金饼这种朴素的黄金形式却被汉武帝的一次奇遇改变了，使西汉黄金又出现了两种更为美丽和诗意的形式。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三月，汉武帝去郊外朝拜上天，他登上了陇山，结果意外获得一头周身纯白的麒麟。无独有偶，此时敦煌渥洼水出了一匹天马，泰山出现了黄金。汉武帝大喜，认为这都是难得的祥瑞，便立刻将年号改为元狩，并将黄金改铸为麒麟脚趾的形状和马蹄的形状，这两种形式的黄金因此被称为麟趾金和马蹄金。河南扶沟古城村和江苏盱眙南窑庄的金银窖藏，就曾出土了西汉马蹄金11枚、麟趾金7枚。细看之下，能打动你的不仅是依然灿烂如新的金色，还有那隐约能听到的两千多年前白麒麟、天马的足音。
混乱币制下的“救命稻草”
研读西汉的史料，时常会产生疑惑，为什么是在西汉这个朝代，黄金的货币性如此凸显?在其前后，乃至如今，黄金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投资、装饰或者宝藏的财富而已。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西汉的货币制度。
西汉的货币制度极乱，从刘邦建汉之初(公元前202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铜钱的形制重量均不统一。起初是钱小如榆荚的“荚钱”，约重三铢(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等于旧制一两);后来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改为八铢钱，4年后又改回重三铢的五分钱;至元狩五年，铜钱的重量就一直在三铢或是四铢之间游移。加上民间私铸盛行，各郡国钱形不一，市场上用的钱十分混乱，民间的烦苦可想而知。此时的黄金，正如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法币大贬值时吃香的洋银，是西汉混乱币制下以自身天然货币属性跻身市场的“救命稻草”。换句话说，正是西汉混乱的币制，才使得作为上币的黄金重要性不言而喻。无怪乎清代学者沈家本曾说，汉代“凡物之平价皆当以黄金为程”，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汉代铜币信用差的状况，稳定的黄金才足以成为权威的价值尺度。
黄金在汉代到底能买些什么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的王刚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及成书于汉代的《九章算术》、《汉书》的记载，以一斤黄金为基数来折合其他物品进行换算，计算出来西汉中后期一斤黄金能买1250个竹、或1250斤猪肉、或25匹布、或40只羊、或142只鸡。如果买粮食，一斤黄金可以买50石，按照《墨子·杂守》中“日二升、三升、四升”的吃粮记载，以一天吃4升计算，大致可以吃1250天，即三年左右。也就是说，在西汉一斤黄金能购买一个人三年的口粮。
黄金的巨大购买力，对人们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诱惑。加上黄金价值稳定、携带方便的优点，西汉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对黄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皇帝及政府而言，足够多的黄金是金融安全的后盾;对普通民众而言，黄金更是安身立命的保障。
仍然拿前文提到过的“酎金”制度来说，这一每年强制性 交纳给国家用于祭祀的金子算起来会有多少呢?也有学者算过这笔账：政府规定诸侯国要按人口数来计算酎金的数量，每1000人上缴4两黄金，不足1000人的小诸侯国也按4两算。其中中山国的人口最多，为66.808万，需要交纳2672两黄金。加上其他诸侯国的酎金数，西汉政府每年可得黄金1500余斤。再加上列侯的酎金，仅“酎金”一项便可得黄金1600斤左右。这还不包括通过罚金、没收财产等等手段所得到的黄金。因此，皇帝每年的敛金量绝不在少数。新朝王莽疯狂敛金六七十万斤的事情，就更不在话下了。
普通百姓看待金子，更多是视之为安身立命、甚至养老送终的保证，轻易不会拿出来使用。《后汉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即是很好的说明：广汉新都人王，在去往京师的路上遇见了一个病重的书生，书生对他说：“我本来要去洛阳，没想到重病缠身，命在须臾，我腰下有黄金十斤，愿意送给你，只希望我死后你能用它将我埋葬。”王还没来得及问其姓名，书生便离世了。王当即用一斤黄金为书生办理了后事，其余的金子都悄悄地埋在书生的棺材下。
不再是货币的黄金
东汉以后，人们再也看不到帝王将相挥金如土的记载，相反却看到一个个惜金如命的守财奴形象：南齐东昏侯萧宝卷，尤其吝啬金钱，不肯赏赐，有一日，他的宠臣茹法珍叩头请赏，他反问道：你这贼子，为何唯独要找我要钱?武陵王萧纪藏有很多黄金饼，每次打仗便悬金以示将士，但最终却不兑现承诺，看到战事吃紧，宁州刺史陈知祖向萧纪请求散金银募勇士，萧纪不听，陈知祖痛哭而去，此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为萧纪卖命。这说明，东汉即使是王侯将相，手中持有的黄金数量也已今非昔比。因此有人说，黄金到了东汉就突然消失了，并且成为一个迷案。
对此，傅筑夫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黄金从东汉初年起即突然消失，是说黄金从那时起不再作为货币使用了，既然不再是货币，当然就不会再在市场上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把具有忠实价值的黄金和优质铜钱收藏起来，不再拿出来使用，这就是劣币之所以能驱逐良币的原因所在。所以说良币被驱逐，不是说良币被淘汰，而是劣币把良币驱回到各自的金库中，不再在市场上露面了。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其所以表现得很突然，是因为此事关系着各人的切身利益，反应都很快的，谁不把自己所有的黄金赶快收藏起来，谁就要蒙受巨大损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自己的宝货收藏起来，于是黄金就突然不见了，这就是这个千古疑案的秘密所在。”
东汉的黄金逐渐散落民间也是黄金看似减少的原因。王莽死后，在长安几次战乱之际，王莽朝廷的存金有些已经分散，并未全部留给东汉王朝。丧乱之余，黄金散入民间，或为私人所占有。东汉自和帝以后，宦官争权，政局动荡，又连续对外用兵，财政匮乏，黄金价贵，官私均乐于窖藏黄金，流通中的金铸币就越来越少。这时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随之减退，而作为宝藏手段的职能却有所增加。东汉开始，史书中已经出现大量平民百姓接触黄金的记录。黄金从此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属之物。本来是少部分上层人物使用的黄金，现在却成了五六千万人使用的物品，平均下来，黄金到了个人手中就自然变“少”了。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就可以发现黄金的这个去向——窖藏。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宝之量大确实惊人。为什么人们贮存巨量黄金而没有用掉呢?从史料上看，一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黄金以备用，二是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其窖藏的黄金如纳粹德国隐藏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可考。
西汉的巨量黄金之谜已经远去，只留下了史学家们无数的猜测和争论。但我们仍能看到黄金在西汉的特殊性——前朝后代再也没有一个如此盛行黄金的朝代，再也没有将黄金作为主要货币的时期。也许，在动辄“坐拥万金”的西汉人看来，黄金是一种贵重的“上币”。西汉灭亡四五百年后的一本书《孙子算经》中，记载了当时一斤黄金的价值：值钱十万，相当于西汉的十倍。那时的人们绝不会有西汉人对待黄金的那般慷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