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的男女之防如何？
中国古代男女真的授受不亲吗？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互不通名。”——这段出自《女论语》上的话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
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纸上写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了的。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误区——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圆球的两半，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出来的尤物。
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女人也同样不能离开男人，因此，他们的男女之防并不大。中国神话系统中造人的“上帝”是位女性(女娲)，她“抟土为人”，取阴阳之理，以分男女，男女繁衍，以成氏族，进而有家国、社稷，最早时也不讲求男女之大防。孔夫子删定诗、书、礼、乐、春秋，孟夫子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后世的一些读书不求甚解或者怀有另种目的的人因之大做文章，认为从孔夫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就连一句话都不说，这真有些可笑。
从孔子到杨贵妃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段话中的南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她“把持着当日卫国的政治，而且有不正当的行为，名声不好”(大学者杨柏峻语)，这样一位女子，孔子还去见她，这除了说明孔子和耶稣基督一样，怀有一颗大仁大义、普渡众生之心以外，还可以说明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是不避男女之嫌的。
关于“子见南子”，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曾有过详细而又生动的描写。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悦)，孔子矢子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告诉我们：“子见南子”实际上是“南子见子(孔子)”——南子要求见孔子(文中的“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称)，南子与孔子实际上见了不止一次面(起码两次)，最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南子并不觉得男女之间见面有什么不好，反倒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她要“招遥市过之”——招遥过市。这个时候还是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礼制还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条史料不足为据，那么，我们不妨再引几条汉朝的例子。
我们知道，汉朝自叔孙通裁定礼仪规犯之后，可谓百礼俱备，但这个时候男女相见之事例却屡见于史书。《汉书》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西汉第八任皇帝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守祖制，放荡不羁，在为其前任皇帝服丧期间，斗鸡玩狗搞女人，因而被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官封博陆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视。
为了使汉高祖刘邦开创的基业不至于毁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里，霍光决定奏请皇太后，废掉刘贺，改立新主。在封建社会，废立之事可谓充满凶险，一旦失败，那就是犯了“谋反”、“犯上作乱”之罪，脑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虽然当时在朝里极富威望，但也觉得单凭一己之力，有些难以胜任，必须得找几个帮手。这些帮手找谁好呢?思来想去，霍光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名敞，时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又不便于亲自去和杨敞商谈废立之事，于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时任大司农之职的田延年去杨府游说。
到了杨府以后，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废立之事说了出来，杨敞一听，心里十分紧张，“惧不知所云”。田延年一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杨敞的夫人是一位识时务的女子，她见丈夫已经听闻了废立大事，现在态度暧昧，恐怕不久大祸就要临身，心中十分恐慌，于是立即说服杨敞，她说：“废立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大将军霍光派大司农来告诉你，这是别有一番深意的。相公您若是不与大将军同心同德，反倒犹豫不决的话，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您!”杨敞因为曾经给霍光当过大将军幕府司马，深知霍光的脾气，觉得妻子说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过早表态。杨敞的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面。
“延年从更衣(处)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令”(《汉书·杨敞传》)——与田延年两个人一起研讨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无独有偶，班固在《汉书》中还提到另外一些上流社会非婚、非亲男女之间交往不避嫌的故事。《汉书·周昌传》上写道：“周昌者，沛人也。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及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昌诡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故事中的周昌是刘邦的老乡，素以直言敢谏著称，是个认理不认人的直臣。他入宫奏事正遇上皇帝和爱妃调情，这说明当时的君臣并不是只在纯男人的世界里交谈，手下的人知道皇帝与妃子娘娘调情，而又敢放周昌入宫，这说明当时人于男女之防并不看重。周昌见了皇帝与戚姬在一起，抽身而走也并非是因为他怕见女人，而是因为皇上耽于女色，所以，当刘邦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帝王时，周昌答以“桀纣之主也”。
周昌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是阻止刘邦废太子。刘邦其人，好色成性，吕后本是其正妻，但他却深爱小妾戚姬，因爱屋而及乌，对戚姬所生的刘如意看起来分外顺眼，所以，想要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如意。废长立幼，本是件理亏的事，而由于刘邦刻意坚持，所以，反对者大多数只好“知难而退”。但周昌却不看脸色认死理，他素有口吃的毛病，一着急就冒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期期以为不可”把刘邦给逗乐了，于是废太子一事暂告搁浅，一直为儿子的命运担忧，躲在幕后偷听的吕后心花怒放，在周昌退朝时与周相见，而且屡屡言谢。
最为惊世骇俗(当然是惊后人之世，骇后人之俗)的是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另外一件事。
汉景帝时，郅都为大臣，有一次景帝游幸上林苑——上林苑地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交界处，占地约二百多华里，苑内放养禽兽，供皇帝射猎之用，并建有离宫、观、馆数十处，大文豪司马相如曾有《上林赋》记其侈。这次游幸，随侍的人不多，只有郅都跟在皇帝身后。
郅都是西汉河东大阳(今山西平陆东)人，汉景帝时，他任济南太守，诛杀当地豪强瞷（jiàn）氏，以功迁升中尉(官名)，执法严峻，被当时的贵戚、列侯视为“苍鹰”。正在游玩之间，景帝却突然命郅都去代他召爱妃贾姬——贾姬当时正在厕所里，郅都当然觉得此时去叫正在“方便”的贾姬，实在是有些不“方便”，但汉景帝却很不高兴，后人论之曰：“帝姬处溷秽之地，使人臣亲往视之，无乃轻漫乎?”但景帝当时却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
景帝的老爸汉文帝刘恒有一次游幸上林苑，袁盎随侍在侧。袁盎即爰盎，曾历任吴相、齐相等职，是当时有名的游侠，此人也向以侠义自许。这一天与文帝同行的内宫眷属，除了皇后以外，还有一位谨夫人，谨夫人其时正得帝宠，所以，如日中天的她竟不顾礼节与皇后并排而坐，并且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袁盎突然豪气干云，举步上前，拉起谨夫人，把她推到皇后的身后。
西汉时男女之防不大，那东汉呢?
提到东汉，人们往往会想到“强项令”董宣，董宣曾任洛阳令，光武帝之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故意杀人，别的官吏一听说是公主府的人干的，都退避三舍，但董宣却趁公主驾车出外之机，诛杀了恶奴。这一打狗不看主人的举动惹恼了公主，一状告到光武帝刘秀那里，刘秀想当和事佬，就命董宣与公主见面，想让董给公主赔个不是，叩个头，但董死活不叩头，因而落下个“强项令”的美名。在这段史实中，董宣可是和公主见了面的。
东汉末年，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文学家、女诗人名叫蔡琰(通称蔡文姬)。此女博学有辩才、通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卫亡，回归母亲。汉末大乱，蔡文姬被董卓部将所掳，后流落“番邦”，嫁匈奴左贤王。爱才惜才且念旧的的曹操念及故交，用金璧把蔡琰赎回，令她再嫁董祀。后董祀犯法，蔡文姬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到曹操和一大屋子男人聚会的地方为丈夫求情，从死神手中救回了丈夫一条性命。曹操听说蔡文姬来了，就对满屋宾客说：“故人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愿把蔡女介绍给众人见面，也不避嫌。
三国时代，魏国的镇北将军许允因受夏侯玄、李丰等人的连累，被司马懿逮捕。许允被捕后，他的门生急忙跑去告诉许允的妻子，许妻闻讯安坐织布机旁，神色不变，说道：“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了!”
东晋时代，庚友因事被捕，庚友之妻光着脚跑到当时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大将军府上为夫求情，门卫不让进，她还与门卫据理力争。
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是有名的“娘子军”统帅。隋朝末年，李渊起兵时，公主住在长安，公主之夫柴绍弃家跟随岳父东进，家里只剩下公主和一些家奴，危险的形势反倒激发了平阳公主的豪情壮志，她逃到户县，散家资招募了数百个青年男子，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娘子军。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人所说的“娘子军”与我们今天的“娘子军”并不完全相同，那时候的娘子军中绝大部分是男子。
《旧唐书》上说：“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安禄山是有名的胡人将领，“诸姨”指的是杨玉环姐妹，“妃”指的是杨玉环本人，“帝”是唐玄宗。玄宗皇帝只因为安禄山立有军功就让他与贵妃的姐妹来往，并且与贵妃“宴饯结欢”，这说明唐朝人男女之防并不是很大。
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男女之防开始森严起来。
不药而卒的胡氏 死而复生的陈氏
大约从明代开始，官修的史书《烈女传》中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内容。《明史·烈女传》载：“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袠，将嫁而袠构父难……袠扶父丧归，比服阙，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妆具，治丧事。有他讽者，断发剺面绝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
这位被列入“烈女传”的胡氏为亡夫守节，谨守男女授受不亲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以五十一岁老妇之年，身患重病也不肯请医生诊治，原因就是因为医生是男人，而其时的医生诊病须碰病人的手(切脉)，所以竟不治而死。这种烈女是唐以前所没有的。
再看一个《明史》中的例子。
《明史·烈女传》载：“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窬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
这位陈节妇谨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仅生前不与任何男子见面，而且死后还不准男人走上楼抬她的尸体，这种行为，唐以前的史书中也根本没有。宋代虽然产生了程朱理学，但《宋史·烈女传》中所载之烈女，对于男女之大防，也并没有达到明代以后那样几近疯狂的程度。
兹举一例，读者不妨以之与《明史》所载作一比较：
《宋史·烈女传》：“韩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读书。开庆元年，大元兵至岳阳，女年十有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于练裙带有诗曰：‘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韩氏的投江而死，主要不是因为落入男人之手，而是因为她身陷“胡兵”之中，所以，她才有“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的慨叹。
再看一个《明外史》中的例子。
《明外史·烈女传》载，有一个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县孙贞之妻。崇祯四年冬，一伙流贼迫近夏县，柴氏与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时柴氏与丈夫不幸被抓住。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美貌，不由欲火攻心，一个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号称“刚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将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捏过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个贼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块肉，结果，被贼兵用刀活活砍死。这种为了严男女之大防的酷烈举动是前代史书中所罕见的。我们不妨与南北朝时的《北史》比较一下。
据《北史·烈女传》载：钜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贵乡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顾谓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贫，赤子蒙眇，抱恨于黄垆耳!”房垂泣而对曰：“幸承先人余训，出事君子!义在偕老，有志不从，盖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愿当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丧者哀惧。姑刘氏辍哭而谓曰：“新妇如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这个后燕时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残身体，但她自残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决心而已!
从汉代到唐这种自残身体的“烈女”极少(《烈女传》中仅有两个人)，而其自残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决心，并不像明代以后那样，视异性如“AIDS”(艾滋病)一样，一旦触及就“毒蛇啮腕，英雄断臂”。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孟子)提出过“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但直到唐代，男女之间的界限却并不像后世那样森严，后妃可与臣子见面(如吕后与周昌)，同事之妻可与别的男子交谈(如杨敞之妻与田延年)，皇帝可派大臣去爱妃如厕的地方促驾，大臣也可以把皇帝的妻子拉下宝座，光武向称“端严守礼”，但却令姐姐与臣子相见，曹孟德素来严明，却愿把故人之女介绍给在座的男性来宾，师母与门生论事，妻子与门卫辩言，平阳公主仗义，指挥家奴，收编流寇，成号令三军之元帅，至于安禄山与杨贵妃姐妹频繁往来，关系暧昧，已见诸戏剧，此类例子，所谓俯拾俱是。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男人和女人才成为天上的“参商”，不能相见。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代先哲们提出：“男女授受不亲”本是为了端正男女之间的往来，并非要人们死死遵守，所以，孟老夫子有“嫂溺，则援之以手”——嫂子掉到水里，要伸手去救她——的说法。
所以，孔老夫子才可以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之实现，而降尊纡贵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只是到了后人手里，为了整肃江河日下的世风，才矫枉过正，把一本好“经”给念歪了。我们今天澄清古人并非一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事实，其目的并非是要为男女之间逾礼交往找“古已有之”的理论根据，而是要让大家明白：任何一种礼仪制度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同样，也不应以今证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