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书屋 > 其他小说 > 鲜为人知的的历史趣事 > 老孙家独苗的一生简述
  在1954年夏天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位老人正步履蹒跚地缓慢打扫着庭院,身边无一人陪伴。

他一人、这一屋,不免有些寒酸落魄。

他这一生都经历了什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孤独落魄的老人在当年也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而且还有众多头衔,他曾三次担任广州市市长,国民政府三院院长。同时他还有一个伟大的父亲,“国父哲嗣”便是他响当当的名号。他就是孙科!

作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孙科在父辈的光环的笼罩下却逊色不少。

一、辉煌的起点

孙科的出生可谓是幸运的,他的名字以后也必将在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因为他是孙中山的独子。1891年10月20日,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姓卢名慕贞的少妇在孙家老屋里产下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婴。

1891年,孙科出生。他的母亲是孙中山的第一任夫人,也是他的原配卢慕贞。

初为人父的孙中山刚在香港西医书院四年级考试完毕,名列全级第一名。得悉妻子生产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便立刻赶回家乡。按照世俗给儿子取名为孙科。之后,孙中山以优异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取得执业资格赴澳门挂牌行医,并把妻儿接到澳门居住。

对于孙中山,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他的事迹人们也是略知一二。对于孙科而言,他的成长和孙中山的活动紧密相连。

孙中山早年曾上书清政府要求改革,但此时的他名不见经传,李鸿章又怎会理会这样一个贫民百姓呢?被拒绝之后的孙中山,恼怒之下,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在多次的革命生涯中,清政府知道了这样一个人迟早会成为祸害,因此一直被通缉。孙中山的妻子卢氏为躲避祸端,带领子女不远万里,漂洋过海,经过一番跋山涉水之后找到了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并投奔了他。

只是孙中山长期奔波于革命,为救亡图存而奋斗,因此少了夫妻之间的团聚,孙科也长时间地缺少了父爱。

但毕竟舐犊情深。对于儿子,孙中山自然也是寄予了厚望,对儿子的教育是丝毫不敢马虎。孙中山对儿子是谆谆教导,希望他能认真读书,成为国家之栋梁。

对此,孙科曾回忆说,父亲曾有一次带回了100多本英文原著,叮嘱他要时刻勤读。孙科深情地说他的英文水平就是从那时候打下的。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儿子的厚望有多么大。

但不幸的是,大伯孙眉破产了。孙科一下子失去了最大经济靠山。此时的他只好半读半工,以期完成学业。此时的他在檀香山圣路易士学院继续学习。

彼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受父亲影响,17岁的孙科也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年龄最小的会员。

年龄虽小,但能力却是十分突出,他担任了《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等刊物的编辑,撰写了大量批判清廷,激发民族情绪的文章。

孙科负责的是《自由新报〉的地方版和国际新闻专版。

他积极认真搜集关于清兵入关血腥镇压百姓的罪行和横征暴敛、腐败无能的历史资料。

先后编写和刊登了《扬州十日》、《文字狱〉和《禁书》等文章,在海外华侨中间唤起民众。

这对革命党人发动海外华侨支持、参与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首要目标的武装起义,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

而清王朝设在檀香山的领事馆想在华侨当中诋毁革命党人,说同盟会的坏话,破坏同盟会的活动,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孙科还担任了《旧金山中国少年晨报》的编辑和主笔,担任了留美学生会会长,兼任了同盟会驻美洲支部长林森的英文秘书和粤语翻译。



科在檀香山、纽约等地联络华侨,组织募捐活动,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摇旗呐喊,插鼓助威。

1912年,孙科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了文科、铁路、法学和银行学等课程,此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此时的孙科学业有成正准备意气风发地回国做一番事业。

二、貌合神离

1917年,26岁的孙科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回到了中国。

同时1917年孙中山组建广州护法军政府后,第一件事便是委任各部委官员。这时候风华正茂的孙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护法军政府的要员,他担任了大元帅府的秘书,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但没过多久,当时的廖仲恺就推荐孙科为广州市的市政厅长,但孙中山为了避嫌没同意。

胡汉民对孙中山说:“古哲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哲生是理想人选,先生就不必顾虑了。”

孙中山心里不安,陆续又征询了多位革命元老的意见,大家都同意,这才委任孙科为广州市市政厅长,兼任广东治河督办。

有着孙中山长子头衔的他,再加上有海外留学的背景,起点自然不一样。

1921年,广州成为了地级市,孙科担任了首任市长。

但是这个市长并不好当,首先是军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过去清政府留下的封建官僚架构已被摧毁,新的机制还未建立。

孙科走马上任后,马上着手运用他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亲自拟定了《广州市暂行条例》57条。

条例内设公安、公务、财政、教育、卫生等市政管理条款。

接着,他又做出了广州市政建设的全面规划,包括拆除旧城墙,拓展道路等。

孙科的市政建设计划一公布,守旧人士立即愕然。当时,争议最大的是双门底城楼的拆除。

拆除城楼,为的是拓宽道路,以利交通,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一些顽固守旧人士借口破坏老城的“风水”,把广州的“九大善堂”和“七十二行”商董联合起来,发起了反对拆迁的行动。

一时间,广州城内乌云密布,形势非常严峻。

对此,孙科冷静异常。

他坚信自己的计划是符合市民的长远利益的,但却不与被挑拨闹事的市民硬碰。他相信,只要把道理说清楚,市民最终会理解及支持的。

他把那些别有用心,为首闹事的善堂和商董会负责人请来开会,向他们详细解释:

“厚厚的城墙,在过去抡刀弄枪的年代,或许还有-一点防卫的作用。可是到了现代,它变得就像-个蛋壳,把古老的广州城团团封闭住了。

不把“蛋壳”啄开,里面的雏鸟怎么能破壳而出,在蓝天上自由飞翔?

你看那个双门底城楼,城门狭窄,就像一个酒樽的樽颈,把出人城市的道路堵住了,当广州进一-步发展时,越来越多的车辆又怎么通过?

至于“风水”之说,无非是方士们编造的无稻之谈,双门底城楼建起了这么多年,广州还不是战乱频仍,它的“风水”又能好到了哪里去?

你们看看外国的纽约、伦敦等大城市,又有哪一个是笨到用城墙把自己围困起来的!

经过孙科心平气和的解释,终于把反对派―一说服,拆城修路的工程顺利启动了。

孙科作为广州市长,为官一方,也算造福一方。

孙科曾自豪地说,那时:“环顾国内,城市的规模略微完备的,其实是从我广州开始;从那以后,市政一词才开始风靡南北,研究试验的人渐渐多起来。”

到1926年,他曾三次担任广州市市长。在孙科的治理之下,广州有了新的变化,一座古城展现了无数的青春活力。有学者一度认为,开创了中国近代城市制度的人,当属孙科莫属。

周兴樑教授也认为,孙科是中国近代城市制度的开创者。

对于这个儿子,孙中山是十分看重的,但孙科的种种作为却令孙中山大为失望。甚至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气得孙中山当场就想枪毙这个儿子。

孙科年少成名,自负的他逐渐变得脾气十分暴躁。

年纪轻轻就得到了太多与他年纪不相称的尊崇地位,他难免膨胀。

风华正茂的孙科,少年得志;渐入而立的孙科,却以爱耍少爷脾气著称。

对于孙科的大少爷脾气,孙中山的助手、代行大元帅职务胡汉民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多次深受其害。

作为市政厅厅长、市长,最令孙科头疼的还是财政问题。

当时,广州军政府虽然已经成立多时,但由于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军政府的管治范围其实远远还未能抵达基层。

这样,税收就很难征集,军政府的资金来源也就完全没有着落,所需的军费只能由大本营广州市来解决。

有一个时期,孙中山规定孙科每天要提供军费3万银元。

所以孙科这位市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筹款,每天孙科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说来说去都是--个字:“钱”。

而筹款的主要办法,暂时就只有变卖市属资产。久而久之,流言蜚语就冒出来了,许多人都在指责孙科敛聚、贪污。

这些言论终于传到孙中山那里去。孙中山立即询问胡汉民,你看这事到底怎样?

胡汉民回答说:“除非不做官,做官就免不了招致谤怨。如果不是哲生尽力工作,大本营的每天3万元军饷从何而来?这一点,我是绝对信任和支持哲生的。”

听胡汉民这样说,孙中山这才放了心。

胡汉民只是就事论事,绝非偏袒孙科。

但是他们两人在共事的过程中,因为孙科的少爷脾气,倒是常有矛盾,有时甚至闹到胡汉民跑到孙中山跟前要求辞职的地步。

有一次,孙中山亲往东江前线督战,急需把20万元的军饷发给滇、桂军,他们才肯出征。他命令胡汉民以大元帅府的名义发出手令,让孙科立即照办。

孙科从卫侍副官张猛手中接过手令,看了一眼,又是20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就很不耐烦地说:“我又不会印银纸(广东方言,意即钞票),哪有这么多钱!”

一气之下就把手令撕了,丢进了字纸篓。

当日,在总统府,孙中山问下属:“滇军和桂军出发了没有?”

滇军司令在电话里照直说:“无粮不动兵。军饷还没有领到,部队不肯出发。”

孙中山立刻找胡汉民:“手令到底发出了没有?”

胡汉民回答:“已经让张猛去取了。”

这时,正好张猛空着手回来了。

孙中山大怒,急电孙科立即赶来,劈险就是一轮好骂:“军情十万火急,你怎么完全不当一回事?马上给我调20万来,办不到,就不要当市长!”

在孙中山面前,孙科当然不敢说什么,但他随即跑到二楼找胡汉民的晦气。

孙科指责胡汉民挑拨他们父子间的不和。胡汉民作为当时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也不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当然据理力争。

双方都据理力争,争吵中,孙科拿起手杖往胡汉民身上打去。

胡汉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只见他轻轻一闪,手杖打到了办公桌的玻璃上,玻璃碎了一地,发出的声响惊动了在三楼办公的孙中山。

孙中山下楼看到这情形,生气得要命,一时火起,夺过卫士手中的驳壳枪,就要开枪打孙科。

吓得孙科夺路而逃,孙中山气不过,硬是提着枪追到了总统府大门口,连拖鞋掉了都没发觉。

赤脚猛追的孙老!

“逆子!快给我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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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李烈钧等人出手劝阻,这起人伦惨剧就难以避免了。

这段不大和谐的小插曲,说明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孙科少爷脾气确实不小,但同时也说明这位筹款市长确实不好当。

时光匆匆,这位曾经爱耍少爷脾气的少年转眼就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人。

1925年,孙中山去世,孙科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此时的国民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人人都想获得领导地位。此时的国民党最有威望的当属胡汉民和汪精卫。蒋介石利用特殊手段,成功取得了领导地位,成为了和汪精卫竞争的对手。

蒋介石的做法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纷纷“倒蒋”,孙科对蒋介石也早已不满,但凭借自己的实力却无法与他对抗,于是他和汪精卫合作,积极对抗蒋介石。

1931年5月,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孙科成为了得力助手。但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垮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曾经反蒋的积极分子一下子就转变了态度,又投靠了蒋介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投靠了蒋介石之后,孙科的能力很快得到体现。在孙科的管理之下,国民党相继成立了财政部、公安部等部门,同时还成立了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司法院以及考试院,孙科仕途也平步青云,很快当上了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能够容纳孙科,一来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其次,孙科也有一定的能力,最后,蒋介石容纳他,还能让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

三、晚年归宿

尽管孙科兢兢业业为蒋介石做事,但他内心里却一直对蒋介石不满,总是在寻找机会绊倒蒋介石。机会终于来了。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随着解放军反攻的开展,国民党一路溃败。此时的孙科见有机可趁,于是采取种种措施逼迫蒋介石下野。

1948年3月底,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总统、副总统选举。

总统人选毫无悬念,非老蒋莫属。

副总统之位虚位以待,李宗仁、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等人都跃跃欲试。

眼看着桂系有一家独大的趋势,老蒋很忌惮这一点,想让李宗仁主动放弃竞选。

李宗仁也不是吃素的。25岁就取代陆荣廷成为桂系“广西王”的李宗仁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他素有问鼎中原之志,当然不肯仰人鼻息。

被拒绝的老蒋在无奈之下只好扶植看起来比较好控制的孙科上台,期待孙科击败李宗仁,成为他的傀儡。

老蒋为了与李宗仁抗衡,甚至通过王世杰私下向胡适透露希望胡适竞选总统的愿望。

胡适一介文人,乍一听,心动不已,不过思前想后,和老妻江冬秀商量之后还是决定不掺和这事。

这样一来,老蒋只能把宝全都押在孙科身上了,为了让孙科与自己同进退,他还让夫人宋美龄亲自出马去劝孙科参加选举。

孙科原本也无意于去竞选一个傀儡般的副总统。但是就看来宋美龄和宋庆龄这层关系上,他也得给几分薄面,出个场,凑个数。

虽然孙科认为自己是凑数的,但老蒋对这件事却很上心,他命令军统上下倾尽全力,助力孙科竞选。

李宗仁也不甘示弱,为了战胜孙科,为争得选票,对“国大代表”们极其“亲切”。

4月19日,老蒋以2430票当选,陪选的国民党元老居正得票269。

23日,副总统竞选进行首轮投票。

只要超过1523票,就能当选,不过六位竞选人均未过半,李宗仁票数最多,754票,孙科其次,559票。

第二轮PK,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仍然没有人票数超过一半。

第三轮投票结果与第二轮一致。最后一轮,副总统的席位将在李宗仁和孙科中产生。

29日下午计票完毕,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孙科以143票之差惜败李宗仁。

选举失败,孙科不以为意,但老蒋却大发雷霆,大骂孙科是“扶不起的阿斗”。

当电台广播员播报选举结果时,正值盛怒的老蒋居然一脚把收音机踢翻。

(눈益눈)

开启他的经典语录:“娘希匹!”

一年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攻占南京,五星红旗在总统府上空飘扬,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1月被迫下野。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蒋介石溃逃至台湾,他邀请孙科一同去台湾,但却被孙科拒绝了。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孙科认为蒋介石是个眦眦必报的人,自己有曾多次反蒋,如果去往台湾必然会遭到报复。可是,此时的孙科又能去往哪里呢?

尽管孙科扳倒了蒋介石,但他却不被桂系看重,受到了桂系的排挤。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孙科只能前往香港。

在香港居住期间,每天都有国民党人前来拜访,其目的多数是为了要钱。乐善好施的他不好拒绝,结果很快就陷入了拮据的生活。为了图得清净,孙科携夫人去了美国。

但到了美国的孙科,日子依旧过得清苦,房屋破旧不堪,为节省开支,他学会了自己种菜,所有的事物都必须自己处理。或许谁都不会想到,一个国父的儿子竟落得如此下场。或许,此时的他最想回到的还是中国吧。

1965年,孙科再一次接到了蒋介石的邀请,这一次孙科没有拒绝,回到了台湾。孙科此时想的也许就是安稳,已经没有任何资本再折腾了。

当两人相见之时,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两人相见,“相逢一笑泯恩仇”。

随后孙科于1965年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高级咨议、“考试院长”,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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