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的腐败
有些无法将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联系起来，如果反清事业尚可称正义，而南明政府却很难作为正义事业的领袖，但是“反清”口号后面若不加上“复明”这两个字，又似乎不能够叫做高举义旗、一呼百应。可是如果反清就是为了复明，而且还是复南明小朝廷那样子的政府，想必很多人也不会满意吧。
难道只能在清朝政府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作一个选择吗?一定要非此即彼吗?
我知道两者都不代表正义，而正义――这个第三者，始终没有过发言权。我以为与其在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或者是明朝政府中挑选一个作为正义来表达我们的义愤，不如多考虑一下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一丘之貉轮番上台，演出一幕又一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闹剧。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我们来看看这位荒淫皇帝的作为。
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
“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
八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说：“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中使四出，搜门索苍，凡有女之家不问愿否，黄纸帖额即舁之而去，以致闾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夫无夫，界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内监前往苏州、浙江等地选拔。
祁彪佳日记中载，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这时距离弘光朝廷的覆亡还不到三个月。
朱由崧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春药;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闷闷不乐，传各位大臣进见，这些大臣还以为朱由崧良心发现，担心起国家大事来，一个个都磕头请罪，可是过了很久，这位皇帝才说：“打仗的事情，我还没工夫考虑，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梨园子弟没有优秀的人才，打算广泛选拔，希望各位爱卿早点帮我去办。”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们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
当时民间流传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顾诚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余煌在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绅的昏淫：“尤可异者，国难初闻，宴?不彻;登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君亲荼毒，宗社邱墟，宫阙惨于离黍，山陵同于藁葬，此乾坤何等时也，而般乐怠敖，倍于承平。夫独非臣子乎?夫何至于此极也!弟与忧者，不在奴，不在贼，不在兵饷;窃以为神州陆沉，必自此病狂丧心始。披发野祭，百年为戒，此辛有所见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仅不以国事为重，反而想方设法粉饰太平，可谓苟且偷安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军政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而正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非但弘光朝廷毫无进取之意，就连我们的史可法史督师也一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史可法曾奏称：“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为诸镇前驱。”
史可法言之凿凿，然而当时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政府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明朝崇祯灭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财物，弥补宫廷和边关耗资，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财力供养北方的开销。如今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分别归属大顺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绝对是绰绰有余，可是南明政府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以争取民心。但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崇祯的横征暴敛，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犹自不误，照征不误，甚至变本加厉，南明和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可笑的是，在已经失陷于大顺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赋税，福王登极诏书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左良玉和四镇将领在大清和大顺相持不下，两虎相争从中取利大好时机，不但无所作为，丝毫不见用兵，反而只求苟安，还为非作歹，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军饷，消耗国力，以至于南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录》卷三记，甲申九月“时正项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五十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
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军队更是形如强盗，南明之民心从此就已消失殆尽。
讽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他那倾尽国力，耗资巨大所豢养的军队，在清军南侵的时候，一战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以后陆续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又是几十万的军力，这些汉将为大清击溃南明政府、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明重用这样一些无耻将领，想不灭亡也难了。
南明之灭亡
南明小朝廷的无能腐败可谓中国历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误在于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借虏平寇”。实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会犯下这种战略性的重大错误，原因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派林立，为争权夺利纷争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之际。
弘光君臣看到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当政的文武大臣，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
而军事方面，南明最为倚重的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 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因为清朝的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犯下了严重错误，南明后期得以顺势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归降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各个将领依旧各自为政，南明的几个大将，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郑成功虽然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成功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皇太极的改革
皇太极这个人很不简单，以往我们过多把目光放到他在军事的胜利上，而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规模改革，而后者才正是后金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尔哈赤当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误，他实行对对汉官汉民的残暴政策。屠杀、镇压、奴役激起汉族各阶层的反抗，造成后金社会的动荡不安。
皇太极即位后马上就调整对待汉官汉民的政策，使汉官汉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缓和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四天，就颁布了一项命令：“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
在颁布这项法令以后的第三天，又颁布了一项新的重要法令，这个新法令要求停止筑城等过重的劳役，使老百姓可以“专勤南亩，以重本务”。新法令还说：在社会上“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判罪犯，承担“差徭公务”等，不得差别对待。
这些政策的颁布对后金汉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为后金的军事行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十分简陋，以旗代政，一职多能。皇太极致力于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个月，即天聪十年(1636年)的三月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这是继天聪五年仿明制设立六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动。五六月间，还设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以完善中央统治机构。
皇太极通过完善中央统治机构的过程，削弱八旗贝勒的实权，逐步集权于中央的过程，从而巩固了皇权。
因为皇太极的锐意进取，大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系列的政府体制改革，为将来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满族社会中沿袭着一种很古老的婚姻习俗，崇德改元之后，皇太极也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改革，规定：“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同时还废止了“夫死妻殉”的陈旧习俗。
天聪六年(1632年)满文改革家达海，改进了初创时期的满文。
于是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都是皇太极治理下了不起的成就。
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农业的改革是大清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像努尔哈赤时候的经济危机再也没有出现过。
相比皇太极，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简直无知无识，差得太远。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明帝国会有这么多昏庸无能的皇帝，大奸臣、大太监，而不过数十万人的女真族竟然会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等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呢?明朝的灭亡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别有原因呢?
入关后的政策
大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 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这样，清兵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上又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
清朝政府的政治改革是关键。
清朝政府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
清朝政府推行无主荒地免费分给农民垦种的政策。例如四川，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这些政策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即每年4561顷。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
在1645至1661年间，因为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同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以收支平衡，甚至颇有盈余。明朝中叶以来一直伴随着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清朝政府还开辟了专门的部门处理水利事务，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王永吉。
王永吉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
明朝水利系统早已经是混乱不堪。在清朝政府统治的前十年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在王永吉的领导和清朝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建水利工程。
清朝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如1686年修建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堤坝。这些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后六十年内，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造福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上并非自己独创，相反，清朝政府的政治体制、中央机构，乃至改革方针，都是沿用了明朝时候的政策，甚至是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也是明朝灭亡后投诚过来的叛臣，改革对于清朝政府来说好像没有明朝时期那么难，虽然在清朝入关后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大江南北的反抗，但是清朝的最终统一全国不是因为暴力镇压，而是因为积极的改革造成是不可否认的。
而明朝政府，以及南明政府，对他们而言，这些改革措施他们比清朝政府更有条件做到，他们完全可以得到民心，解决财政危机，提高军事实力，只不过他们都不屑、不愿去做罢了。
明之灭亡
明朝末年，“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后金的野蛮民族的所击败”。此论有失偏颇，清之取国于李自成，而非明，这是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的共识。
明末年间曾流传一首民谣。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老天爷，你年纪大，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塌了罢!你塌了罢!”
可见普通民众对明朝政府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绝非只靠杀戮。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下意识的忽略这点，只靠武力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暴政，就算是纵横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也是迅速瓦解。
经过几十年的农民战争和清朝的统一战争，全国土地荒芜，人丁缺少，财政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户口只有一千九百多万口，还不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万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国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万多顷。
天府之国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有土无人”;江西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岳而长，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
而康熙采取了积极的政治、经济改革，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惩治贪污，并且兴修水利，节约开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为好转，1709年(康熙48年)后，户部库存银由一千二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国人丁增至两千四百九十多万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万顷。1661年，顺治年间，人口不过1亿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间，人口数已经上升到3亿。社会出现了相对繁荣安定的局面，史称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康熙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策。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取消了千年来的人头税和丁役银。这些都极大的鼓励了中国民间人口的繁荣。
这样的局面，是清朝政府积极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经超过了张居正时期的成就，相对于明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务政治、党争，以及苛政来说，说前清“康熙盛世”并不为过。
表面上，明朝政府是在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外有女真的夹击下最终灭亡，但是以后金区区数十万人口，十来万兵力，又或是在饥饿状态下的几乎毫无战斗力的百万流民，是没有可能推翻一个只要稍微积极一点的明朝帝国。
如果没有女真，也没有李自成，明朝继续这样毫无活力，步履蹒跚的走下去，民众也继续对压迫和恐怖无动于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这一切，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
中国又能够凭什么来改写近代那么最屈辱的历史呢?
明朝之灭亡，实属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贫民百姓，都难辞其咎，明朝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对待，也就势必遭到报应。
中国近代之衰落，现代之复兴，未来之命运，都是同样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今天我们所做的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后人会惊叹我们勇气和先见之明，还是会诅咒我们的怯懦和愚昧呢?